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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国古籍中的思考:古与今的协商与妥协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09-22  浏览次数:

  我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和语言学家马坚先生,在埃及留学期间,将《论语》翻成了阿拉伯文,1935年,由开罗古典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由中文直接译成阿拉伯文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但从那之后,对中国古籍的阿拉伯文翻译相对沉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阿拉伯语对中国古籍的翻译才得以继续,参加的人员也逐渐增多,翻译风格亦多姿多彩。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中国古籍的阿拉伯文翻译,至今已经翻译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大中华文库版本第五卷)、《群书治要360》、《西厢记》和《尚书》。从不敢碰古籍翻译,到确立一种自己进行古籍翻译的原则,我自始至终都在思考:如何通过这种跨时代、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翻译,达到翻译中国的目的?

  翻译中国,古代中国要不要翻译?上述五部中最古老的《尚书》,竟是先秦时代的巨著,反映了中国文明之古,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在古老的尧舜禹时代,重农、亲民、和谐、天人合一等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这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古代中国,是对了解现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的帮助。

  首先,我努力坚持“古”,我觉得必须有“古”的译文,才能突出作品的古和中国思想文化根源之古,从而体现出其世界价值。这种古的体现是在阿文用词和风格上,尽量使用古雅之词和与中文比较统一的风格,特别是对非常“古”的作品的翻译,这一点很重要,如《尚书》、《群书治要360》和《孙子兵法》等。以《尚书》中《尧典》里对尧的描述为例:

  虽然是坚持“古”,但我并不追求字对字的翻译,因为我认为这种追求会影响思想的表达,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但是,对于“古”的坚持十分困难,其中有许多当代中国人都难以理解和认识的字词,怎么能用简约古雅之风表达清楚,从而表达中国思想呢?于是,我想到了“协商”,与“古”进行协商,尽量保持“古”的风格,融以简约的解释性的翻译,达到正确传达中国思想的目的,如《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我之所以与“古”进行协商,采取了古今结合的译法,是因为这一类文字有其特定的背景,其文所载之道用之于当时,如翻译用兵之计时,不能有半点含糊,但同时,也不能肆意扩展;第二段中,诸葛亮有其特殊地位,有其忠君思想,所以他对后主的嘱咐有其独特风格。因此,我认为保持“古”的风格很重要,但又有一些解释的必要,所以采用了“古”“今”协商,让“古”做适当的妥协,但没有失去其风格。

  但是,古籍种类很多,按照其与当今思想的契合度,我在一些时候采取了妥协为主的译法,主要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译者,想通过对特定作品的翻译达到什么目的,如对《群书治要360》的翻译:

  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卷十九 汉书七)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卷三十四老子)

  人有六情,失之则乱,从之则睦。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以我为……点赞为题写一篇作文600字,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卷八韩诗 外传)

  在读中文时,我感觉到,这些我国古代的观点对我们当今社会治理、人的自我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使用更多的现代表达和修辞,会扩大现代读者群,扩大其思想价值的范围。事实上,《群书治要360》阿文版刚刚出版,就在阿拉伯世界受到重视,2014年,当时的埃及文化部长立即委托其副部长利用参加国际书展的机会,与华文出版社协商并购买了阿文版权,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为书名,在阿拉伯世界出版。书中反映的中国古代思想非常宝贵,我认为我的妥协式翻译帮助了阿拉伯读者理解这些思想。

  当我对纯文学性的古籍进行翻译时,我采取了大幅度的妥协,因为这一类文学作品都是以感人的情节、精美的修辞和丰富的情感流传至今的,鉴于“古”“今”的遥远和“中”“阿”的文化差异,想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是比较困难的,没有感情的“深入其中”,不可能翻译出好的纯文学作品,而这种修辞和感情的表达,可能更多地要依靠“古”对“今”的妥协,比如我在翻译《西厢记》时,就进行了很大的妥协,如第四本第四折《惊梦》:

  妥协表现在修辞的运用和努力对音韵之美的保留,也将译者的感情倾注在译文当中了,这或许能增加阿拉伯读者阅读此书的兴趣。

  总之,中国古籍博大精深,不仅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智慧,还有真挚的情感、精美的文字。翻译中国古籍,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必须承担的任务,可以借助译文接受者的力量(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古籍的所有翻译,都得到了阿拉伯专家的帮助),但是,只能是合作,而不能是完全替代。

  (作者系原《今日中国》杂志阿拉伯文版主编,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阿拉伯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